《汉书·食货志》说代田法是“古法”，溯源于“后稷”。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托古自重。这里的所谓“后稷”，不是指被尊为农神的周先祖弃，而是指以“后稷”命名的农书。这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所称引的《后稷》农书应是一码事。《吕氏春秋·任地》等阐述的以畎亩制为中心的农业技术，应即《后稷》农书之要义。畎亩制的种植法，《任地》曾以“上田弃亩，下田弃圳”来概括。今天代田法种圳不种垄，正是“上田弃亩”的后稷农法所衍变，应无疑义。

但不能把代田法和畎亩制等同视之。《吕氏春秋·任地》等篇虽然谈到“上田弃亩”，但只能视为特例，通篇论述的重心是在“下田弃圳”及其相关技术，其用意在于排涝；播种于亩（垄）上，故亩欲宽平，圳欲深窄，一亩作成一垄。代田法只实行“上田弃亩”，用意在于抗旱；播种于圳中，而籍垄挡风，故圳垄等宽，一亩三圳。《任地》等篇使用的农具仍然是耒耜；代田法则与耦犁相配套。所以代田法貌似复古，实则大异。

上编谈到，畎亩制是与沟洫制相表里的，是适应发展低地农业防洪排涝的需要而产生的。自战国以来，自然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耕地扩展到更大范围，防旱抗旱的任务更形迫切。代田法正是在农业生产面临新的形势下，为了解决防旱抗旱的问题，在“上田弃圳”的后稷古法的基础上加以变通而创造出来。

上编还谈到，战国以前的耕作制度主要是休闲制；《吕氏春秋·任地》“耕之大方”中有所谓“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战国以来，连作制已逐步取代休闲制。但在推行连作制过程中，有些地方会因为地力使用过度而出现所谓“阴窃”（帛书《经法·国次》）的问题。[4] 《史记·乐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育。”代田法实行的圳垄“岁代处”，正是为了解决在连作制下如何保持地力问题而创造的一种新技术。

春秋战国以来，铁农具已经逐步普及，但牛耕的推广程度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有限的。到了汉武帝时代，农业生产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已经积累了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牛犁已经有可能取代人工操作的耒耜成为主要的耕具。这种情况，呼唤着新的农业技术的产生。代田法的创造亦与此有关。

以上是就农业生产自身发展的背景来观察代田法的产生。从政治背景看，汉武帝时代由于内外兴作，使用民力过度，加之在位五十四年间，黄河水患二十年不绝，各地旱灾蝗灾等等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到其末年，社会危机业已显露；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汉武帝重新实行重农政策。代田法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